因此，权威性的功能主要在于协调社会行动，或作出相对受其影响主体而言更加明智的决定。
法院不仅极少对技术标准的内容提出质疑，同时，在审判过程中还常常利用技术标准来辅助对于行为合法性的认定。根据联邦最高法院在米德案中的说明，法院除了需要审查立法机关是否授权以外，还需要审查行政机关是否真的运用了这种授权。
See Scott J. Shapiro, Authority, Stanford/Yale Junior Faculty Forum Research Paper (2000).朱振：《实践理由、权威与来源命题——拉兹法律哲学的研究》，吉林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18页。承担政治责任通常是一种影响面较广的、宏观的决策，这是公众关注和代议机关监督的重点。本文作者认为，结合目前中国的司法审判实际，在两种情形下可以认为规范性文件具有理论权威性：第一，规范性文件属于技术标准。总的来说，法院对于规范性文件的判断可以分为两步： 第一步为传统的狭义合法性审查，即根据明确的上位法条文进行判断。本规定仅仅将某一事项指定给了某个主体，对于该主体具体应当如何操作没有任何说明，故不能产生立法授权的权威性。
如果涉及到专业判断和评价决定，法院可以依据技术规范标准进行审查。美国自大萧条时代开始，一直有观点主张法院应当重视行政机关的专业知识，而从对专业问题的审查中抽身而出。这些规定有些已经在魏玛宪法下得到讨论，但是没有明确地承认，比如合同自由，魏玛宪法是以私人自治称之。
[82] 回到制宪史，在1982年宪法以前，《宪法》中对私人财产一般不用财产的表述，而是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67]同时，婚姻和家庭对个人的社会化具有特殊的意义。但这种能力不是许可的结果，而是授权的结果，由法律授予的涉法能力的总体构成了法律上的能为。另外，第5条第3款第1句对大学自治的保障、第7条第1款对国家对学校监督的保障、第7条第3款第1句对宗教课程的保障、第92条和第97条对独立法官地位的保障、第140条连同魏玛宪法第137条第5款对宗教团体作为公法社团的保障以及第7条第4款的私立学校、第21条的政党地位都是制度性保障。
[47]所以对前者的保护是看干预自然自由的立法是否被允许，对后者的保护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存续保护，是防止形成基本权利的立法被废止，另一种是适用保护，是防止形成基本权利的立法被不适用或者被违宪地错误适用。所以基本法第6条第1款对婚姻的保护不是在保护两个成年人，而是在保护社会更新的潜在能力。
[86]德国法上认为，生产资料（Produktinsmittel）是指事实上和法律上能够获得和产生利益，即具体的物质产品的手段，包括建筑物、机器、原材料和专利、商标。马克思主张，为了消除剥削，生产资料应当是公有的。（3）这种有利必须能通过法律得到贯彻。[76]同注[17], Merten, S.551. [77]Georg Jellinek, System der subjektiven ?ffentlichen Rechte, 2. Aufl., Verlag von J.C.B. Mohr (Paul Siebeck), Tübingen, 1905, S.103f. [78]Ottmar Bühler, Die subjektiven ?ffentlichen Rechte und ihr Schutz in der deutschen Verwaltungsrechtsprechung, Verlag von W. Kohlhammer, Berlin, Stuttgart, Leipzig, 1914, S.21, 43. [79]Klaus F. R?hl/Hans Christian R?hl, Allgemeine Rechtslehre: Ein Lehrbuch, 3. Aufl., Carl Hezmanns Verlag, 2008, S.375. [80]Robert Alexy, Grundrechte als subjective Rechte und als objektive Normen, in: ders., Recht, Vernunft, Diskurs : Studien zur Rechtsphilosophie, Suhrkamp, Frankfurt am Main, 1995, S.277. [81]Albert Bleckmann, Allgemeine Grundrechtslehren, 2. Aufl., Heymann, K?ln, 1985, §11 RN 116f. [82]Michael Kloepfer, Einrichtungsgarantien, in: Josef Isensee und Paul Kirchhof (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X, C.F.Müller, Heidelberg, 2011, S.935. [83]1978年宪法第9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的所有权。
换句话说，基本权利形成处理的并非授权立法者对自然自由进行何种干预的问题，而是要求立法者进行何种立法的问题。至于法律以下的立法为什么不能形成基本权利？因为按照重要性保留的理论，基本权利形成是使基本权利的本质变得可见以及形成基本权利的前提条件，比如有效的组织，属于对公民重要的事务，自然应当保留给法律来进行。同时，立法者的调整义务来自于宪法的明示规定，往往以具体由法律规定的形式出现，而基本权利的形成往往是默示的，它主要取决于基本权利自身的性质。形成不会翻转为不允许的干预，否则教义是不融贯的。
[5]与言论表达和传播自由以及信息自由不同，广播电视自由并非在防御违法的国家干预，因为大众媒体是通过广播电视产生的，不同于基本法第5条第1款第1句所保护的个人交流。因此，如果将公有制或国家所有界定为一种基本权利，我们必须确定，这到底是在保护个体的利益还是保护客观秩序或集体的利益。
对此，学者Leisner认为，因为大多数有财产价值的法益并无法自然地区分开，所以首先需要确定内涵，从而赋予其成为法律上财产的资格。婚姻和同性伴侣关系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后者缺乏生育和培养后代的潜在能力。
但是1982年生效的《联邦矿藏法》没有规定该优先购买权，据此消灭了之前存在的优先购买权。因为自1988年修宪之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也为宪法所允许，只要不影响该领域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即可。我们必须了解，无论是公有制为主体还是国有经济是主导力量，乃至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都是针对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言的，而之所以要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和神圣性，就在于防止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带来的对劳动者生活资料的剥削。[65] （2）基本权利的核心。因为干预必须是对落入了保护范围的行为，或者说，对应受基本权利保护的行为的妨碍。当然，有些学者将基本权利形成视为一种基本权利的客观法功能，[13]由此试图与主观权利意义上的基本权利限制相区分。
Kingreen和Poscher还指出一种中间情形，就是部分由法律形成的基本权利，比如基本法第9条第1款的结社自由，它不仅保障一种以任何形式结社或者结伴的权利，而且还培育结社和团体的法律制度以及通过法律秩序形成的结社的类型，比如两合公司、股份公司、合作社等等。但在基本权利形成中，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是由立法者来决定的，此时，立法者是基本权利的家人。
根据该学说，从一个公法规定中推导出主观公权利需要三个前提：（1）该规范必须是客观上对某人有利的。保障的不仅仅是制度的存在，更多是制度的基础和特征，后者是制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典型的和本质的东西。
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自然自由只有可为、不可为之分，法律无法让其不能。
[84]夏征农：《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8页。基本权利的主观性是指基本权利对于某个个体、其生活状况、利益及其自由的意义，反之，如果基本权利规范对于整体，即共同体利益或集体利益的意义为基础，那么它就是客观的。据此，乌木和狗头金根本不具有生产资料的属性，因为其观赏价值远远超过了其生产价值，不宜规定为国家所有。有争议的是，整个经济企业，比如贸易、银行、保险、交通企业是否包含在内，根据基本法第15条的发生史，它针对的是关键性的工业，而非服务性的企业。
后者比如动产，因为它们可以在法外进行区分并且可支配。[27]既然制度性保障旨在保障一种规范集合，既然规范与权利之间存在区别，自然不能与旨在形成一种主观权利的基本权利形成相等同
有些基本权利不可能天然存在，只能是法律构建的结果，比如财产、婚姻。联邦宪法法院甚至指出，立法者形成的财产范围越宽，那么它的社会关联性和社会功能就越多。
[4]这种自由的意见形成虽然不为基本法第5条所明确保障，但是它是个人在交往中发展以及民主功能的基础条件。基本权利形成的概念颠覆了立法者与基本权利的关系。
第11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立法者不再是基本权利的对手，而成为基本权利的朋友。反之，建筑规划并非法律在构建财产的内涵，因为它是在扩大或者限制财产所有人的行为空间，即允许或者确定对其地皮的使用。所以，Gerber和Laband都反对基本权利的主观权利属性，因为它没有客体。
[16]并非每一个规范都旨在保护个人的利益，从而得到一个主观意义上的权利。此时，调整与形成就可以等同。
[69]后者仅对某个基本权利适用，比如，对于宗教文化自由、封闭空间内的集会自由和艺术自由来说，《建筑法》构成其内在限制。[19]当然，如果能够从一个宪法规范中推导出主观的基本权利，这个规范就可以被称为基本权利规范。
[74]但是，这显然混淆了客观法与主观权利。后者比如婚姻、财产的所有。